十一月特辑 || 弗雷泽：“一部三幕剧的序曲”
Prologue to a Drama in Three Acts
Nancy Fr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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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共14153字，供阅读交流
原文出处：《女性主义的命运——从国家资本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危机》（Fortunes of Feminism：From State-Managed Capitalism to Neoliberal Crisis），p7-24.
翻译：鹳鸟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历史就像是一部三幕剧。作为一支反抗力量，“女性解放运动”从“新左派”（New Left）周围沸腾的能量应运而生，在战后国家资本主义[1]社会中挑战男性的支配。在这部剧的第一幕，女性主义者和其他激进分子一道戳破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幻相，该幻相曾经遮蔽了性别不公和专家治国体制。运动坚持认为“个人的就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揭露了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男性中心主义，希望彻底变革社会。然而，随着乌托邦能量开始消退，第二波女性主义被“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所俘获。在第二幕，女性主义变革性的动力被引导成一个全新的政治愿景，将“差异”推到前台。运动从“再分配转向承认”，将注意力放在文化政治上。恰逢此时，新兴的新自由主义向社会平等发起进攻。不过，不久之前，随着新自由主义遭遇当下的危机，重新发现女性主义激进向度的呼声或许正在高涨。第三幕的幕布仍在展开，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恢复活力的女性主义和其他解放力量并肩作战，试图让失控的市场接受民主的控制。在这种情形下，运动将会在重拾反叛精神的同时，深化其标志性的洞察力：对资本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的结构性批评，对男性支配的系统性分析，以及从性别角度重新定义民主与公正。
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解释新自由主义是如何成功地——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磨掉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激进锋芒，而一个新的反抗热潮又是如何复活这一锋芒的。不过，摆在批判理论家（critical theorist）面前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分析女性主义者愿景中另一种可能性，从而评价其解放的潜能。这里的目标是，我们该如何理解男性中心主义和男性的支配，如何解释性别平等和性民主（sexual democracy），如何认识平等和差异，从而让未来的行动最有成效？最重要的是，应当将哪种女性主义理论模式作为第三幕，从而整合到新一代人的全新政治想象之中？
虽然作者在写作本书所选的文章时还没有确立以上目标，但今天的读者可以将其视为思考的最初尝试。这些文章是作者在过去25年来参与理论论争的努力，记录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者愿景中的巨变。作者将本书划分为三部分，分别对应于前文所说的三幕。第一部分试图在新左派对福利国家的批评中结合女性主义的视角。文章所针对的不仅是福利国家的男性中心主义，更有它的官僚架构，以及它几乎只关注分配问题。文章将第二波女性主义定位在一个民主化、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更大场域之中。文章反映了从主流社会民主主义转向新社会运动的历史变化，为新社会运动对政治的理解而辩护——虽然文章同样批评了某些有影响力的相关理论。第二部分记录了女性主义者愿景随后的变化。它注意到更大的文化层面从平等政治转向身份政治，解读了女性主义运动在新自由主义方兴未艾阶段所面临的困境。文章忧虑于“世纪末”[2]（fin de siècle）对政治经济学的相对忽视，批评“为承认的斗争”遮蔽了“为再分配的斗争”。不过，文章还是支持一种非身份政治（non-identitarian）版本的“为承认的斗争”。第三部分讨论，在新自由主义遭遇危机的时代，是否存在着激进女性主义复兴的前景。文章呼吁“后威斯特伐利亚”的转向，将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和其他两个社会力量联系到一起。这两个社会力量，一个是致力于扩大市场统治的力量，另一个则是“保卫社会”对抗前者的力量。文章判断女性主义和市场化之间存在着“危险同盟”（dangerous liaison），呼吁女性主义者打破这个可耻的同盟，在“解放”和“社会保护”之间建立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新同盟。
总而言之，本书所涉及的议题既是成体系的，又是具有历史性的。这本书记录了一位理论家持续不断追踪运动轨迹的努力，分析了女性主义当前的愿景和未来的可能性。请允许作者在这里详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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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二波女性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之时，西欧和北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依然享受着二战后史无前例的繁荣。利用凯恩斯主义的新工具，它们似乎学会了如何应对经济低迷，如何引导国家经济发展，确保全民普遍就业。曾经难以驾驭的工人运动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或多或少称得上广泛的福利国家，和阶级间制度性的稳定。当然，这一历史性的阶级妥协依赖于一系列性别和种族-民族歧视，更不用说还有外部新殖民剥削。不过，在关心阶级再分配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想象中，这些潜在的断裂是看不见的。结果就是一个纵跨北大西洋的、繁荣的大众消费社会，它似乎控制住了社会冲突。
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黄金时代”[3]的相对平静被突然打破。在令人意想不到的国际性爆发中，激进的年轻人走上街头——最初是为了反对越战和美国的种族隔离。随后他们[4]开始质问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核心特征，也是此前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视若平常的特征：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成功学”；官僚、企业文化和“社会控制”；性压迫、性别歧视和异性恋霸权。新的社会动力打破以往时代正常的政治议题，开始形成新的社会运动，其中最有远见的莫过于第二波女性主义。
当时的女性主义者和其他运动的同志们（comrades）一起重塑着激进主义的愿景。以往的政治文化偏爱那些基于民族立场和政治上“温顺”阶级的参与者。而女性主义者开始侵入这一政治文化，他们挑战社会民主主义的性别歧视，质疑福利国家的家长制和资产阶级家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根深蒂固的男性中心主义。通过将“个人的”政治化，他们将争论拓展到社会经济分配之外，还包括了家务劳动、性和再生产。
事实上，战后女性主义最初浪潮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关系很暧昧。一方面，许多早期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统制主义（étatism），反对它倾向于将阶级和社会不公轻描淡写为“分配不均”。另一方面，许多女性主义者以社会民主主义的关键理论为基础，而提出更为激进的设想。他们将福利国家的团结精神和繁荣视为理所应当，同样致力于驯服市场，促进平等。从一个曾经是激进和普遍存在的批判出发，第二波女性主义者不想摧毁福利国家，而是想将其改造成一个协助战胜男性支配的力量。
然而，到了80年代，历史似乎选择了另一个政治方案。西欧和北美十年的保守主义统治，加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奇迹般地让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死灰复燃。在历史的垃圾堆里被刨出来之后，人们在“新自由主义”的名义下，名正言顺地向平等主义再分配的理念发起持续不断的攻击。在不断加速的全球化的推动下，进攻让人们开始质疑利用公共权力制约市场力量的合法性和可行性。随着社会民主主义转向守势，期望它扩大和深化原初承诺的努力自然付之东流。女性主义运动此前曾把福利国家作为出发点，试图将福利国家的平等原则从阶级扩展到性别之上，如今却发现根基都摇摇欲坠。由于无法从社会民主主义走向激进化，女性主义运动转向新的政治话术，更加迎合“后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
女性主义运动进入了承认政治场域。如果说，战后最初的女性主义希望将社会主义愿景“女性化”，那么承认政治就是将性别正义重新定义为一项意在“承认差异”的计划。因此，“承认”变成了女性主义在“世纪末”的主要话术。作为黑格尔哲学里一个历史悠久的范畴，在被政治理论家重新拾起后，“承认”成为“后社会主义”时代斗争的独特元素。“承认”通常以身份政治的形态出现，比起推动经济平等，它的目标更多是为了突出文化差异。无论议题是护理工作、性暴力还是政治机构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女性主义者在宣传主张时越来越诉诸于“承认”的话术。女性主义者无力改变资本主义经济中根深蒂固的性别结构，更愿意针对文化价值或等级架构中男性中心主义模式所带来的危害。结果是女性主义愿景发生了巨大变化：前一代人希望重塑政治和经济，而这一代人更多关注改造文化。
后果显然喜忧参半。一方面，女性主义者争取承认的全新斗争继续将政治议题扩展到阶级再分配的界限之外；从原则上来说，他们的斗争能够扩展和激进化正义的概念。不过，另一方面，争取承认的斗争形象是如此彻底占据女性主义者的愿景，以至于它不仅没有深化社会主义愿景，反而将其取而代之，导致社会斗争从属于文化斗争，再分配政治从属于承认政治。这当然不是女性主义者斗争的原意。赞同“文化转向”的人认为，女性主义的身份政治和差异政治将会与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齐头并进。但是这一想法斗不过更大的时代精神。在“世纪末”的语境下，“承认”转向与新兴的新自由主义实在是太相称了，后者只想抹除所有有关社会平等的记忆。这就导致了一个讽刺性的历史悲剧。女性主义者非但没有实现一个更广阔、更丰富的范式，从而同时容纳再分配与承认议题，反而有效地将一个断章取义的范式换成了另一个——将断章取义的经济决定论换成了断章取义的文化决定论。
不过，今天仅仅关注“承认”的主张已经失去了一切说服力。随着资本主义危机愈演愈烈，对政治经济的批判重新获得了理论和实践中的中心地位。没有哪个严肃的社会运动——尤其是女性主义——会漠视民主的沦丧，会漠视金融资本正在摧毁社会再生产。在这些情况下，一个够格的女性主义理论必须复兴第一幕中对“经济”的关注——但不要忽视第二幕有关“文化”的洞见。但这并非足够。除此之外，它还需要吸纳全球化所凸显而出的“政治”向度：解放斗争如何帮助建立民主的合法性？在一个操控我们生命的权力越来越超出主权国界之外的时代，解放斗争如何实现政治影响力上的平等？女性主义运动如何实现平等的跨国参与，超越根深蒂固的力量不对等和背道而驰的世界观？同时在三个战线斗争——我们分别将其称为“再分配”、“承认”和“代表”战线——第三幕的女性主义必须和其他反资本主义力量联合起来，哪怕要不断揭露后者未能吸收女性主义运动数十年来的洞见。
此外，今天的女性主义必须要对我们所处的历史语境敏感。我们今天身处于各种政治力量更为广阔的星丛（constellation）之中，既需要和迷信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分子保持距离，也要和想要“保卫社会”免受市场污染的人（充满了等级思想和歧视思想）划清界限。作为在斯库拉和卡律布狄斯[5]之间走出第三条道路的人，名副其实的女性主义第三幕必须和其他解放运动一道，将我们对“免受支配”的诉求和贸易保护主义者（protectionists）对社会安全的合理关注结合到一起，同时不忽视消极自由的重要性，后者往往和自由主义联系到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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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部分是本书所收文章所处的历史背景。本书第一章记录了战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第二波女性主义早期的过程，后者当时被视为新左派激进主义的一个潮流。第一章充满着六七十年代令人兴奋的精神，反映新社会运动成功冲破福利国家日常的政治界限。冲破政治界限意味着，揭露阶级之外其他被人所忽视的支配维度，首先——但不是唯一——就是性别维度。同样重要的是，冲破政治界限还意味着揭露在国家和经济之外的“非法”权力，包括在性和私人领域，在家务和社会福利制度，在学术圈和娱乐圈，在日常的社会实践中的“非法”权力。没有谁比得上第一章的主角——于尔根·哈贝马斯——更能捕捉到这些“后马克思主义”冲动了。作为对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激进批评者，哈贝马斯尝试认真审视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中被正统自由主义分析所忽视的方面。哈贝马斯在避免法兰克福学派前辈们的“劳动一元论”的同时，通过其他手段继续着对物化的批判。他通过“交往理论”对批判理论进行重构，最后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病症做出了全新诊断：“生活世界被系统内部殖民了。”（internal colonization of the lifeworld by systems）这是战后社会民主主义所特有的现象，当“系统理性”非法地突破自身范围（市场经济和国家机关），而进入“生活世界的核心领域”（家庭和政治公共空间）之时，殖民就发生了。随着行政管理取代了交往互动本来支配的领域，福利国家带来了“社会病”。同样重要的是，这一变化也引发了全新的社会冲突，这一社会冲突不再关注分配，而转向了“生活形式的话语”。与新左派对官僚父权制的批判遥相呼应，哈贝马斯的诊断确证了新社会运动“后唯物主义”的关切。他的判断比自由主义对分配不正义的批评高明得多，帮助我们更好认识到那些东西会遭遇政治上的挑战，从而迎来解放性变革。
尽管如此，正如我在1985年所写的《批判理论的批判何在？》（What’s Critical About Critical Theory?）中所说，哈贝马斯未能将自己批判的激进潜力充分释放出来。虽然哈贝马斯将符号再生产与物质再生产、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之间的差异明确表达出来，但忽视了其中有关性别的潜在维度，将社会秩序的男性中心主义视为天经地义。哈贝马斯缺乏准确描述男性支配的理论资源，最后只是暗示家庭事务的“司法化”必将带来殖民，因此女性主义争取扩展女性和儿童权利的斗争是有害的。哈贝马斯的论断威胁着第二波女性主义在理论上的洞见和在实践上的成果。
总而言之，本书第一章对一位重要左翼批评家——批评社会民主主义——进行批判。与之相反，第二章转向了建构女性主义理论。作者意在利用前一章所得到的教训，从性别角度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动力和冲突倾向。
1989年写作的《有关需要的斗争》（Struggle over Needs）通过在话语中重新定位分配以再审视福利国家。基于哈贝马斯的洞见，第二章借用某种版本的“语言学转向”以支持第二波女性主义对政治的扩展性理解。社会民主主义通常关注的是因满足需要而产生的冲突。这里的关键是从这一关注转向民主女性主义对“需要诠释的政治”（politics of need interpretation）的关注。结果就是将分配范式——前提是基本需要单一的客观主义——变为性别视角下的交往范式，将需要的诠释视为政治上的争夺。这一方法和哈贝马斯的路向存在关键差异。我非但没有将“公私”的霸权式概念天然化，反而将这些由话语构建的范畴视为政治斗争中充满性别和权力视角的对象；通过在“政治”、“经济”和“家庭”之间区分边界，我将需要的政治化和女性主义的斗争联系到了一起。我的目的是将哈贝马斯无意中搁置的一系列性别议题重新政治化。《有关需要的斗争》同样借用并审视了另一位受到新左派启发、批判民主福利国家的人：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福柯一样，我认为需要政治一方面与主观立场的建构有关，另一方面和规训产生的全新身体有关。但和他不同的是，我不认为福利国家的专业人士垄断了对政治的诠释。恰恰相反，通过将“专家的话语”定位在民主运动的“反抗话语”和新保守主义的“再私有化话语”之中，我描绘了三种“需要话语”之间的冲突。因此，当福柯假定存在着单一的规训逻辑之时，我却发现存在着相互竞争的不同逻辑——有的还带有解放潜能，足以挑战男性的支配。这些逻辑依靠经验性洞察力和规范性本能，意在指引将会改变社会现实的女性主义行动取向。
如果说《有关需要的斗争》勾勒了80年代的福利国家话语，那么下一章则考察了一个在90年代走向舞台中央的术语。我和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琳达·戈登（Linda Gordon）在1994年合著了文章《‘依赖’的谱系学》（A Genealogy of ‘Dependency’），解读这个“福利国家的关键词”如何作为政治气候的风向标而几经变化。我们写作之时正值美国“福利改革”热，政策辩论充斥着对“福利依赖”的攻击。这篇文章描述了典型的新自由主义思路是如何取代长期以来社会民主主义对战胜贫困的关注。
《‘依赖’的谱系学》清理了深埋地下、时至今日依然产生影响的话语史。我们描绘了政治经济和性别动力的变迁，分析了“依赖”含义两次时代性的转变：第一次是从前工业化父权制时期的术语——大多数情况下还没有被污名化——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男性霸权时期的术语——专属女性，高度污名化；第二次转变是到了后工业时期，越来越多相对富裕的女性要求和男性一样的“独立”，可是专属女性、更加污名化的“依赖”却落到了“过剩的”、“不正常的”群体头上。戈登和我在文中证明，和劳动的组织和意义变迁一样，种族主义在“依赖”的历史性变迁中也发挥重大作用。在质疑如今有关“独立”的含义和褒义之时，我们的结论是勾勒出一个“重新定性的”女性主义批判，意在克服“依赖”/“独立”二分法。
如果说，有关“依赖”的文章提供了女性主义对战后福利国家的批判，接下来的章节寻求展望女性主义提出的另一种可能性。我在1994年的《家庭工资之后》[6]（After the Family Wage）的要点是，将今天已经过时的支柱——尤其是长期存在、男性导向的核心家庭：收入丰厚、职位稳定的丈夫供养没有职业或收入微薄的妻子——加以现代化。这一基础从工业资本主义延续至今，仍是社会政策的前提，如今和后工业社会的现实南辕北辙：各种家庭形式的并存、离婚和不结婚人数增多、女性广泛参与带薪工作、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工作。在未来的福利国家，这一过时基础必将让位于能将性别正义体制化的安排。
那么，后工业社会的福利国家应该是什么样呢？《家庭工资之后》分析了两种自称女性主义的未来设想。在第一种设想中，家庭工资将会让位于“普遍养家”的时代。这一设想得到自由派和“平等女性主义者”的赞同。主要通过改革劳动市场和提供例如日托和照顾老年等便利工作的服务，以确保女性参与带薪工作，从而保证社会安全。在后工业社会的第二种设想中，家庭工资的时代将会让位于“平等家务”的时代。这一设想得到保守派和“差异女性主义者”的赞同，它支持家庭中非正式的家务工作，尤其是发放家务津贴。以上两种设想对性别公正有不同的概念。第一种意在让女性采取和男性一样的生活方式，而第二种则将家务劳动提升到和养家糊口工作一样高的地位，从而“让差异不在工资上存在差异”。我认为，这两种设想都无法让人满意。“普遍养家”模式惩罚女性——因为她们不是男性，而“平等家务”则将女性贬到低一等的“相夫教子的道路”上。我的结论是，女性主义者应当发展出第三种模式“普遍家务”，让男性更像现在的女性：人们的工作将会和家务职责结合到一起。这一模式以女性目前的生活方式为准则，意在克服养家糊口和家务劳动的两分，既避免了“普遍养家”模式的“工人主义”（workerism），又避免了“平等家务”模式的家庭私人主义（domestic privatism），从而为所有人带来了性别正义和安全。
总而言之，第一部分从女性主义角度对福利国家进行了激进批判。这些文字散发出无限可能性的乐观感，认为女性主义运动可以帮助改造世界，消灭男性霸权的结构，推翻性别等级制度。这些文字同样蕴含着社会主义愿景，并将其激进化，为第二波女性主义将政治议题扩展到社会民主主义限制之外而辩护。它反对福利国家父权制，将批判的目光从阶级分配转向性别不公正。无论是批判性还是建构性的，这些章节都试图将阻止女性在社会生活中和男性平等的整个结构和运作公之于众，接受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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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相反，第二部分要更为清醒。这一部分的写作正处于左翼能量消退之时，标志从早期第二波女性主义转向身份政治。文章质疑女性主义不同理论潮流，记录了“文化转向”。虽然“文化转向”本应丰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看上去却是取代了它。除此之外，这些文字还记录了女性主义积极分子内部不断要求获得承认的呼声。它将这些呼声定位于历史语境之中，探求身份政治的崛起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复兴之间至关重要的“相逢”，分析女性主义者随之遭遇的困境。从更为广泛的意义而言，第二部分审视了世纪末解放视野的消退。这一部分想要驱散文化女性主义之上的迷雾，意图重新找回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最佳视野，并将其和“非身份化的”承认政治结合起来。我认为，在新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年代，只有这条道路才让女性主义运动迎接思想和政治上的挑战。
写于1990年的《反对符号主义》（Against Symbolicism）仔细考察了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理论潮流。该潮流不自觉地将女性主义想象力转向文化主义层面。当然，表面上没有谁比拉康学派的精神分析更加反对身份政治了，他们将想要一个稳定身份的愿望和一个贬值的“想象界”联系到了一起。然而，我却指出，女性主义者想要借用拉康理论范式的努力却无意中削弱了自己反本质主义的主张，因为他们未能推翻拉康思想中某些基本前提。此外，同样不幸的是，由于忽视政治经济学，无视制度分析，这些女性主义者最终和文化女性主义者一道，将语言和主体性变成了女性主义批判的禁脔。
《反对符号主义》揭露了拉康版女性主义的自我矛盾之处。这篇文章基于我在此之前想要理论化女性附属地位话语维度的尝试，分析了两种研究意义的方式，一种是结构主义方式，分析符号系统或编码；另一种是实用主义方式，将话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而进行研究。如果有人想要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性别支配如何运作，想要阐明未来如何战胜性别支配，那么实用主义方式更为可取。
《反对符号主义》对雅克·拉康（以女性主义视角进行解读）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进行批判性讨论。虽然这两位思想家被普遍视为后结构主义者，但我却认为，他们都在重要方面继承了结构主义的遗产。因此，女性主义者试图将拉康“为我所用”（appropriate）的尝试败在了我称之为“符号主义”之上：不同能指实践同质化地物化为单一的、无处不在的、决定一切的符号秩序。克里斯蒂娃引入反结构主义的“符号学”想要将符号历史化，这一努力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但却没有解决问题。结果就是在两个同样让人无法满意的结局中不断横跳：克里斯蒂娃有时将物化的母亲身份自然化，有时又彻底取消了女性的身份。
女性主义有关本质主义的争论在第六章中得到了更为直接地讨论。2001年写作的《承认年代的女性主义政治》（Feminist Politics in the Age of Recognition）探讨了女性主义想象力的枯萎，描绘了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政治从再分配转向承认。受困于片面的文化主义女性主义，这一章提议将文化转向的洞察力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几乎被遗忘、但依然不可或缺的洞察力结合到一起。我拒绝那些宗派主义的建构，不认为这些视角互不相容。我将性别歧视理解为两个维度的支配模式，同时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和地位秩序之中。我指出，战胜性别支配，需要将女性主义的承认政治和女性主义的再分配政治结合起来。
然而，由于性别支配和其他维度的支配相联系，由于性别平等的呼吁会和其他同样正当的平等呼吁——例如少数族裔要求文化上承认的呼吁——会互相冲突，因此实现结合并不容易，我提出，女性主义者应当避免只关注性别的“单变量”视角，而是重视那些可以应对复杂问题——不同不正义和诉求相互交织——的方法。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法国的“头巾事件”，我提出了两个概念上的创新。首先，在规范-哲学的层面上，我将正义视为参与的平等。为了理解阻止人们平等参与社会互动的两种不同障碍（经济障碍和文化障碍），我提出了“参与公平”的原则，将这两个维度的不平等——分配不公和误认——联系到了一起，从而让我们将经济和文化维度放在了一个共同的框架中。第二，在社会-理论的层面上，我提议将标准的承认“身份”模型换成“地位”模型。“地位”模型是为了避免“身份”模型容易将身份神话，漠视有关再分配的斗争，“地位”模型指出，承认的对象不再是某一群体特有的身份或文化内容，而是互动双方的平等地位。通过提出这两个概念，本章对“头巾事件”进行全新解读。至于法国女性主义者对“平等”（parité）的理解，我进行了善意的批评。在更为基础的层面上，本章提出了在“承认年代”重新定位女性主义政治的一种方式。
面对朱迪斯·巴特勒的批评，第七章为这一方式进行了辩护。在1997年写就的文章《仅仅文化》（Merely Cultural）中，巴特勒试图批驳我和她口中“新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对“文化左翼”的批评。巴特勒坚持认为，异性恋霸权和阶级剥削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的根基，她拒绝将性别视为上层建构的理论尝试。基于此，巴特勒本应赞成一种将“分配”和“承认”——分别对应于阶级和地位——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两个基本维度的理论模型，将异性恋霸权视为误认或身份支配的内在形式。然而，她却拒绝区分文化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认为它们不过是掩盖异性恋霸权的战术。巴特勒自称解构了我对分配不公和误认的区分，并进一步指出，异性恋霸权对于资本主义是如此关键，以至于LGBT的斗争威胁着资本主义的存在。
写于1997年的《异性恋霸权、误认与资本主义》（Heterosexism, Misrecognition, and Capitalism）反驳了巴特勒的说法。我有关地位和阶级的二分法具有韦伯的色彩。为了替这一二分法辩解，我指出，异性恋霸权和其他压迫一样严重和现实，属于一种误认的不公，在社会地位结构中根深蒂固，而和政治经济学无关。我将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分化追溯到了资本主义崛起之时，并提出，女性主义理论家非但不应解构经济和文化的区别，反倒应该考察它们的历史发展。通过探讨近年经济和文化制度化过程中的变化，我得出结论，晚期资本主义的性别秩序和剩余价值积累的机制之间只有间接的联系。因此，反对异性恋霸权误认的斗争并不一定会威胁资本主义，必须要和其他（反资本主义）斗争联合起来。我提出的方法揭露出现存秩序中的空隙，为解放实践提供了可能性。和巴特勒的理论框架不同，我揭示了地位和阶级之间的非同质性（non-isomorphism），社会主体矛盾的多重“质询”（interpellation），以及许多复杂的道德律令，从而在今天推动社会正义斗争。
总而言之，第二部分分析了女性主义想象力在新自由主义崛起时代的状况。这些文章讨论早期第二波女性主义如何转向身份政治——前者意在孕育出社会主义想象力，而后者则为了承认政治而抛弃了社会主义想象力。这一部分清醒地评价了得失。这一部分对新自由主义霸权时代的身份政治心存警惕，意在复兴平等主义的性别再分配方案同时，结合一种承认政治的去物化版本。这一部分的总体目标是发展一种概念上和实践上的全新战略，以同时反对经济和文化上的性别不平等。只有同时考虑这两个维度上性别不平等的视角，才能够帮助女性主义者在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理论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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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将时钟拨到了当下。今天，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各处遭遇危机，简单粗暴的文化主义名声扫地，女性主义正在迅速重拾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因此，现在需要的是一种考虑到性别的视角，能够把握危机的根本性质，把握解放性出路的前景。其中一个必备条件就厘清当前危机的多种层面，包括金融、生态和社会再生产的不稳定。另一个必备条件就是描绘出危机催生出的、能够重塑女性主义者所在的政治场域的社会斗争的逻辑。对于这两个必备条件，至关重要的是新型跨国力量的出现。这一力量的出现对“威斯特伐利亚体制”提出质疑——换言之，此前不言自明的真理是，有边界、有领土的国家才是反思和争取正义的适当单位。面对跨国力量的加强，这一真理开始退却，女性主义的斗争也在跨越国界。因此，许多支撑此前女性主义方案的假设都面临质疑，最终被揭示为乌尔里希·贝克口中“方法论民族主义”站不住脚的表述。
第三部分意在提出一种能够解释当下局面的女性主义理论模型。写于2005年的《在全球化世界重构正义》（Reframing Justice in a Global World）注意到，所谓的“全球化”正在改变政治诉求提出的模式。在过去，人们主要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成员应当担负起什么样的正义。现在的争端主要是谁应当被算作共同体一员，而相关的共同体又是哪一个共同体。不仅正义的内涵得到质疑，正义的架构也遭到拷问。结果就在于共识遭到巨大挑战，连讨论正义问题时应该包含谁都无法回答。我认为，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正义理论必须变成三个维度的理论，包括代表的政治层面，分配的经济层面和承认的文化层面。
《在全球化世界重构正义》对之前章节所提出的模型做出了重大修改。它继承了韦伯有关阶级、地位和政党的三分，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参与平等将遭遇三个——而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障碍。分配突出植根于政治经济学的阻碍，而承认则揭露地位秩序中的困难，代表则呈现社会政治构成中困扰参与平等的问题。这一章讨论的是解决有关不正义冲突的程序：该如何裁决有关再分配和承认的诉求？谁有资格提出这些诉求？
正义的第三个维度“政治”维度意在阐明有关全球化的斗争，它存在于两个不同层面。一方面，我提出“一般的政治不正义”，它产生于一个有边界的政治共同体内部，扭曲的决策规则导致公民的政治话语权产生不平等现象。女性主义者为争取候选人名单一定比例的斗争，就是为了反击这种“一般的政治代表不足”。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同样重要但却不被人熟知的，是“元政治的不正义”。当政治空间被划分为有边界的政治形态中，实际上跨国的不正义却被误认为国内问题。在这一情况下，受到影响的“非公民”被错误地踢出讨论范围之外——比如全球穷人的问题被转化为弱国或失败国家的国内问题，无视了海外对他们的掠夺。我将第二种元政治的不正义称为“结构不当”，呼吁建立一个后威斯特伐利亚的民主正义理论，从而将不正义的框架加以讨论。我对自己此前的理论进行重大修改，希望能够讨论全球化世界中跨越边界的不平等。
下一章将修改过的、三个维度的理论框架应用于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历史轨迹。2009年写就的《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狡计》（Feminism, Capitalism, and the Cunning of History）有效概括了本书的内容，将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的展开和资本主义历史的三个不同时刻联系到了一起。在第一个时刻，我将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开始定位于“国家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语境当中。我指出，面对战后国家领导的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在的男性中心主义，反帝国主义新左派对其进行彻底挑战，从而孕育出第二波女性主义。我指认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根本性解放承诺来自于它对不公正的拓展性理解，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批评。第二个时刻是新自由主义崛起导致社会语境急剧改变，我讨论了女性主义运动的演化。我不仅指出运动的惊人成就，但也指出，它的某些理念与资本主义新形式——后福特主义、“去组织化”、跨国的资本主义——的诉求有着令人困扰重合之处。第二波女性主义无意中提供了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希亚佩洛（Eve Chiapello）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新精神”[7]当中的关键要素。第三个时刻是当下资本主义危机的语境，我重新定位女性主义的方向，标志着它开始转向一个后新自由主义的全新社会组织形式。在这个被金融危机冲击、到处充满政治动荡的世界，我讨论重新激活女性主义解放承诺的前景。
《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狡计》试图大声疾呼。它认为，女性主义已经和新自由主义形成危险的同盟，并指出历史上四大荒谬之处。首先，女性主义对社会民主主义唯经济论的批评在“国家组织的资本主义”时代的确具有解放性，但是在后续的时代却显得不对劲，因为它恰好符合新自由主义将政治-经济斗争转向文化领域的动机。第二，女性主义对“家庭工资”的批评一度是激进批判资本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的核心，但如今却越来越变成对资本积累新模式的辩护。这种新模式十分依赖女性的带薪劳动，正如“双职工家庭”所设想的那样。第三，女性主义对福利国家家长制的批判无意中和新自由主义对“保姆国家”的批评合流了，和新自由主义越来越支持小额贷款和非政府组织的趋势合流了。最后一点，女性主义希望将性别正义的尺度延伸到民族国家界限之外，随着“女性主义官僚”（femocrat）进入联合国、欧美和“国际大家庭”的决策层，它也越来越符合新自由主义对全球治理的需求。在以上四个方面中，在某个语境下服务于解放性目的的理念，在另一个语境中就算没有变得糟糕，也变得模棱两可。
我的观点如何看待女性主义的今天？在最后一章，我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希望打破我们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危险同盟，将我们的激进性能量释放出来。通过回顾有关资本主义危机的一项标志性研究，2010年写作的《在市场化和社会保护之间》（Between Marketization and Social Protection）为卡尔·波兰尼在1944年写下的经典《大转型》进行了女性主义视角的解读。这本书避免了经济决定论，而是将资本主义之前的危机视为社会再生产的危机，因为此前建立“自由市场社会”的尝试削弱了支撑社会生活的共识和稳固联系。在波兰尼眼中，建立“自由市场社会”的尝试对生活、共同体和居住地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引发自由市场支持者和“社会保护”支持者之间长达数个世纪的斗争。后者希望保卫“社会”免受市场摧残。波兰尼将这一斗争称为“双向运动”，而它的结局是法西斯主义和二战。
毫无疑问，波兰尼的论断在今天具有现实意义。我们今天的危机也可以被视为一场“大转型”，一轮新的尝试——让市场摆脱政治管制——正在威胁社会再生产，引发新的一波保护主义抗议。不过，我指出，波兰尼的理论框架存在一个重大盲点。他只关注市场化带来的危害，忽视了“社会”其他地方产生的危害。因此，他忽视了这么一个事实：社会保护通常是支配的工具，用来巩固等级制度和驱逐“局外人”。过分关注有关市场化斗争的波兰尼忽视了植根“社会”内、蕴含在社会保护内部的不正义。
《在市场化和社会保护之间》希望揭露这一盲点。我意图提出范围更为宽广的批判，建议将波兰尼的双向运动改造为三向运动。关键步骤在于引入社会斗争的第三极，我称之为“解放”。波兰尼关注的主要斗争是市场化和社会保护之间的斗争，而与之交叉的解放则意在战胜植根于“社会”、基于“经济”的支配形式。解放既反对含压迫色彩的保护，也不支持自由市场，从而能够容纳女性主义者和数十亿人民——农民、农奴和奴隶；遭受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人；还有原住民——此前，社会承诺他们，变成工薪阶层就能从传统权威中解放。通过将解放、市场化和社会保护并列起来，三向运动阐明了女性主义在今天所活动的政治场域。一方面（和波兰尼相反），三向运动揭示了社会保护的两面性，后者虽然反制市场化的破坏性，但也加深了支配。另一方面（和主流自由女性主义相反），三向运动也揭示了解放的两面性，后者虽然打倒了支配，但也有可能消解了社会保护稳固的道德基础，从而推动了市场化。通过考察这些双面性，我得出结论：女性主义者应当结束和市场化之间的危险同盟，转而与社会保护建立一个原则性强的全新同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重新激活和发扬第二波女性主义对抗资本主义的反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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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本写作时间跨越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文集，它既回望过去，又展望未来。它记录了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想象力的变化，对近期女性主义思想史给出了一套解释。然而，它也面向正被新一代女性主义积极分子所开创的未来。这一代人接受数字媒体的锻炼，在跨国空间游刃有余，又成长于资本主义危机之中，有望再一次重塑女性主义的想象力。这一代年轻的女性主义者艰难经过身份政治的长征，看上去有机会实现激进民主和社会正义的新联合。通过将再分配、承认和代表结合起来，他们追求着改变世界，一个不再是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国家体系的世界。面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他们有充分动机构造出一种全新的系统性批判，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持之以恒的洞察力和其他新范式的洞察力结合起来，后者包括后殖民主义与生态学。无论他们能从这本书里学到多少有用的知识，都比不上本书作者期望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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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文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主要指的是二战后欧美国家直接介入社会经济诸多方面的资本主义形态。——译注
[2] 原指19世纪末，这里指的是20世纪末。——译注
[3] 根据作者的尾注，这一短语来自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译注
[4] 由于英语里不区分男性复数和女性复数，这里和下文都遵循汉语习惯翻译为“他们”，但并不代表这里的参与者只有男性或女性。——译注
[5] 斯库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是希腊神话中分别位于墨西拿海峡两岸的怪物，斯库拉后化成岩石峭壁，卡律布狄斯是大漩涡。航行者要想躲避一者，必然会接近另一者，常用来形容“腹背受敌”，“进退两难”。——译注
[6] “家庭工资“指的是一个男性的工资足以供养全家。——译注
[7] 可参见（法）吕克·博尔坦斯基、夏娃·希亚佩洛：《资本主义的新精神》，高铦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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